「7個港人1個曾有精神健康問題」、「超過5成港人精神健康指數不合格」、「香港身心健康指數連續3年位列亞太榜尾」，就連全球快樂指數，香港都由10年前排64，跌至今年82位。連續三年疫情及社會事件，為港人帶來不安和壓力，不少調查都反映港人精神健康每況愈下，縱使世衞早作全球呼籲，但港府似乎未有追隨世界步伐。
直至近月爆出兩宗涉精神病人殺人事件，引起全城關注，港府始見步行步，急推10項措施緩急。精神科醫生陳仲謀認為：「最大問題係我哋無一個精神科政策。」他批評政府有事發生便兵來將擋，無目標，也無路線藍圖，甚至無統籌，以至資源亂放，造成悲劇。
文：本刊記者 圖：黃冠華
早於半世紀前，加拿大精神科醫生兼世界衞生組織第一屆總幹事布，羅克·奇澤姆醫生（Dr Brock Chrisholm）於1953年提出「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身體健康」，顯見半世紀前，醫學界已明白到精神健康與身體健康不可分割的道理。
雖然世衞成員國於2013年曾通過《2013–2030精神衞生綜合行動計劃》，承諾以具體行動落實改善精神健康服務，但十年過後，世衞分析顯示各國執行進度緩慢，精神健康服務仍舊不足。香港的情況，尤其落後。
精神科人手不足輪候期長
本港22-23年度，醫管局接受住院、專科門診、日間醫院治療的精神病患者總人數為296,900，當中嚴重精神病患者人數51,100。
投身精神科逾40年的陳仲謀醫生解釋：「東方人對精神病一直相對避忌，只有兩成有情緒問題患者會接受治療，即有8成無求醫。這是個相當不好的現象，若要照顧重症精神病患者如思覺失調、認知障礙，家人負擔極大。有調查指約有4成重症精神病的照顧者患有抑鬱症。」
病了，自然要求醫，但香港公立醫院精神科輪候問題，一直為大眾詬病。過往資料顯示，非緊急新症，即穩定個案要等超過 1 年半才能見醫生，而患者苦等後雖然見到醫生，但醫生只有1至2分鐘見病人。22-23年度醫管局精神科專科門診約有50,900個新症預約，當中百分之五、約2,500人為緊急症。政府提出新措施，為精神科新症輪候時間訂立目標，緊急個案輪候中位數不超過一星期，半緊急個案則不超過四星期。陳仲謀對此不以為然：「可能我苛刻一點，緊急症要等一星期？一日都嫌多。話明緊急症，當然要馬上睇。」
去年度，醫管局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預算開支超過60億。陳仲謀概嘆：「其實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不是很差，計返GDP（國民生產總值）亦不算窮，但相比澳洲、紐西蘭，為何會落後那麼多？全因為香港硬件和軟件都嚴重不足，例如人手不足。世衞標準為一名精神科醫生對一萬名市民，香港700萬人，理應要有700個醫生，但香港只有400多個精神科醫生，當中有200個私人執業，你話點會夠？」
港府「四不一無」 缺專責公署
陳仲謀多年來都有提出香港公營精神專科，存在「四不一無」問題：除了上述提及的人手和資源「不足」外，「三不」還指資源「不均」，即七大聯網輪候時間不平均；資源分配「不準」，即着重治療、缺乏預防；以及政府部門無溝通聯繫的「不全」。而「一無」則指政府「無」一個有權有責、負責協調統籌精神健康的部門。
「四不一無」當中，「一無」是重中之重。陳仲謀解釋：「香港精神科由醫管局管理，對上為醫務衞生局，再上層就是司長、特首，但外國如紐西蘭、澳洲、美國、歐洲等，都有獨立的精神健康局或公署，有獨立資源及統籌。香港基層醫療健康、婦女福利都有專員，但連一個精神健康專員都無。」陳仲謀搖頭嘆息：「其實，精神健康真是很重要。」
成立一個精神健康公署或者一個專責部門，就有權力投放資源及為各區做好統籌，避免服務重叠構成資源浪費。陳仲謀認為必須同時具透明度，受社會監察。雖然香港有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，但只屬「諮詢」性質，無實際規劃及統籌權力。
加強措施未能有效解決問題
自6月2日發生荷里活廣場慘劇後，政府醫務衞生署火速於同月9日推出10項加強措施，務求全面支援嚴重及一般精神病患者，首項措施為增加管理嚴重個案經理人手，務求於今年第四季前將比例提升至1對40。
截至本年三月，醫管局共有430名個案經理，陳仲謀解釋個案經理主要由精神科護士、社工及職業治療師擔任，必須有很好的精神科訓練，亦要有足夠接觸嚴重精神病人臨床經驗，最重要是工作量不能過多，試問一個人處理40個個案，一個月實際可以探多少患者？探訪時間又是否足夠？香港又是否有足夠專業人士，應付到政府1對40的期望？
慘劇發生當局被指卸責
荷里活廣場的疑兇屬嚴重精神病患者，一直有個案經理跟進，惟個案經理周一探訪後，即在周五出事。陳仲謀批評政府新措施本末倒置，未能有效解決問題：「個案經理跟進患者由出院至覆診，究竟是因為時間不足還是太多個案而未能深入了解？知否患者有否定時食藥？情況有否惡化？還是經驗不夠？今次新措施只增加個案經理人手，卻未增加主診醫生。事實上，最清楚病情、決定加藥減藥及入院的都是醫生，政府新措施似乎有點本末倒置。」
荷里活廣場事件後，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曾回應：「病人跟足所有指引，覆診到齊，亦有社區支援及跟進，出事前短期內亦有見醫護，所以是否因為人手不足令疏忽照顧？是否有些病徵我們當日沒有意會到？根據記錄好像不是。」她重申事件不涉人手不足及醫護疏忽。
對於李夏茵的回應，當時就有議員質疑當局卸責，陳仲謀亦對此作出回應：「個案經理的作用是了解個案情況，然後報告主診醫生作下一步決定。若該個案經理完成跟進後，認為被告情況穩定，所以未有報告給主診醫生；又或者，個案經理認為被告『唔對路』而要通知主診醫生，安排覆診或入院，但似乎又未見有此行動。醫管局指事件中無人失職，若所有事都做晒，最後都出事，這才是最大問題，這表明在制度上，或有人在執行時有問題，政府就應檢討。」
污名及歧視增添社會不安
新措施中亦有探討，向有需要的嚴重精神病患者，處方副作用較少的口服或注射藥物。陳仲謀解釋：「精神科重症必須長期服藥，但公營機構的藥『無咁靚』，有副作用，患者服藥後不適自然抗拒，令翻發機會提升。其實市面上早就有些針藥可替代，效用更可長達半年，醫生可慎重為病情反覆、經常拒服藥，又或者有暴力傾向的患者提供針藥。不過，說到底針藥很貴，又回到資源不足的問題。」
除了人手不足、拒絕食藥等問題，陳仲謀認為現時社會上的最大問題，是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、標籤化及污名化。
回想1982年的安安幼稚園六死事件，以至近月發生的荷里活廣場慘劇，都令人將精神病患者與暴力畫上等號，陳仲謀對此作出嚴厲反駁：「其實正常無病（干犯暴力案件）的人多過精神病人好多，你話小欖或大欖精神科坐監的人多，還是赤柱或其他監獄服刑的人多？當然係其他監獄多。所以對精神病患者而言，因為一宗事件就令人將精神病與暴力掛鈎，實在不公道，亦很可惜。10年的宣傳及教育功夫又要由頭來過。」
過去多年，陳仲謀與同業一直推廣精神健康教育，向公眾解釋精神病可醫治及控制，不應與暴力混為一談。過去政府亦推出「陪我講Shall We Talk」及「精神健康約章」等項目，但歧視、標籤問題仍然高企。為此，陳仲謀感嘆：「我做（精神科）40年，最大問題係我哋無一個精神科政策。」
港府兵來將擋缺長遠政策
「我們（政府）沒有一個目標，沒有路線藍圖。好簡單，精神科醫生不足，會不會增加精神科醫生？培訓一個精神科專家起碼14年時間，政府有無計劃10年後或20年後達至1（醫生）對12,000名病人的比例？還有護士、個案經理的目標比例？控制精神病發病率的目標數字？政府經常講KPI（關鍵績效指標），但我們沒有這個政策，亦無藍圖，許多時候只是兵來將擋，出事後才立刻弄10招出來，這並不是長遠辦法。雖然『亡羊補牢，未為晚也』，但不是補一補就算吧？」
世衞預計，2030年抑鬱症將成為人類負擔最重的疾病，意味所有疾病都不及精神病影響大。世衞的預測只計算抑鬱症，還未計焦慮、思覺失調、認知障礙等精神科問題。
「許多國家都相當重視精神健康問題，除了增撥資源還鼓勵學生讀醫，但香港卻未有放在最優先位置考慮，這是我最擔心的問題。」陳仲謀解釋，2020年英國精神科醫學院院長已帶出「精神海嘯」問題，即新冠疫情後會出現許多精神病患者，世衞亦告誡各國要投放資源於精神健康，但似乎香港仍未跟上世界步伐。
未汲取20年前沙士教訓
陳仲謀回憶20年前沙士疫情，雖然歷時只有六個月，但有調查顯示市民的精神狀況很差，自殺率是十萬人當中有19人，是破紀錄新高。
最後，陳仲謀再一次強調：「沙士過了20年，香港精神健康政策有沒有很大進步？我認為仍然不足。想當年2010年，葵盛東邨保安被刺2死3傷，事後曾蔭權撥款一億（加強精神科服務），但錢去了哪裏？這就是問題癥結。政府一定要從根本做起，有周詳政策，要有時間表，要有路線藍圖，這樣才會有進步。」
